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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一个中文词，指的是流行病的发生和发展。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H1N1和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规模爆发发生在更大的地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疫情常态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对策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疫情常态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抗;疫;期间，党中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秦岭深处陕西省柞水县金米村，考察柞水木耳产业扶贫状况，指出电商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大有作为。4月21日，人民日报直播间上线8万多包、12.2吨柞水木耳，瞬间售罄。疫情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影响，却始终朝前迈进。
危机中育生机
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尤其是中小企业。抗疫期间，西贝餐饮业两万员工待业;海底捞停业20多天，损失近10个亿。餐饮、旅游、酒店、交通、民航、物流、教育培训、制造业等行业受到的冲击尤甚。
服务业遭遇重创后成功转型，线上经济、线上办公、线上教育兴起。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透露，截至5月8日，全国有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23亿人次。线上餐饮外卖、线上云会展纷纷推出。5月7日，上海贸促会与阿里巴巴共同建设;云展平台;，各汽车厂商纷纷在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新款汽车。
线上经济的火爆，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助力。2020年3月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国家发改委就;新基建;作正式阐释：一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设施;二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
新基建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引擎点和增长点。相关人士预计，今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将达到3.1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11%。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工信部将加大力度推进5G网络建设，预计今年将新建5G基站超过50万个。上海出台方案提出，到2022年上海建设100家以上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无人车间，建设20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带动15万家企业落户云上平台。
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新基建;顺势而为助力制造业全方位智能升级。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提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三个关键词：;创造;;质量;和;品牌;。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新基建给传统制造业装上智慧大脑和智能中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信息化程度。
挑战中有底蕴
第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在政策层面，疫情下能够迅速动员组织，制度优势突出。从武汉的暂时;封城;，到调动各方人员与物资驰援湖北;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市，以及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国家治理能力背后是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制度体系。针对中美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他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国家能力是关键。这无疑暗指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制度没有关系，就像是否定一个学霸的养成与他的学习方式没有关系。
第二，中国底蕴深厚。首先，体现在全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在产业分布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从衣食住行到航空航天、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满足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2015—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始终保持在26%以上，2018年达到28.25%，接近美、日、德三国总和。
其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初显成效。中国品牌腾飞：神舟飞船飞出;中国高度;，蛟龙潜海成就;中国深度;，中国高铁跑出;中国速度;，北斗导航展现;中国精度;。这些国家名片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世界。创新能力方面，华为在世界5G领域一骑绝尘，领先世界，引发世界科技霸主美国的觊觎排挤。
再次，人口庞大，市场潜力大。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购买力，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有力引擎，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和活力之源。市场和顾客是企业的生命线，稳定的收入才有稳定的市场。据美联储的统计，美国40%家庭存款不足400美元。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储蓄率在37%-42%之间。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14亿人不仅是市场规模巨大的消费人口，更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孵化基地。
最后，城镇化的发展效应。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消费的升级是内需拉动的潜在力量。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据交通运输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农民工数量在3亿人。
曲折中向光明
展望未来，对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顺民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天助，共同打造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双循环。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疫情防控期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保生命、保民生，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个患者。全国14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功阻截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保护了14亿人民的生命健康，从而最大程度保护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保护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力军。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期间短暂停滞，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中国的劳动大军、人才大军、工程师大军可以迅速投入工作岗位，恢复生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体现在;六稳;;六保;。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聚焦;六稳;;六保;工作，;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支持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扩大以工代赈规模;，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中国经济双向发力，一方面维护底线，进行兜底操作;另一方面高处引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新的就业领域，支持;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加大;两新一重;建设，加大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力。同时要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
第二，;一带一路;等多种组织搭建团结合作共赢发展的新平台。中华民族向来憧憬;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抱守;和谐万邦，合和世界;的文化精神，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处事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疫情发生后，中国更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集中阐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等观点，向世界各国无偿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做法，并向有需求的国家派驻防控疫情专家小组，为疫情困扰中的各国输送源源不断的医疗防护物资。
【篇二】疫情常态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对策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全球化;美元体系;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陈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暴发并迅速传播，给世界造成巨大冲击。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其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陆续将其定性为史上罕见的公共危机。截至2020年4月2日北京时间0时，全球累计感染人数突破9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4.5万，整体趋势仍在迅速恶化。尽管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欧洲疫情拐点还未出现，美国也正处于暴发期，同时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也开始出现疫病快速流行情况，有预计最终全球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全球将遭遇超乎想象的社会经济挑战。
作为一场典型的外部冲击，疫情的全球扩散短期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剧烈冲击，全球资本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剧烈动荡。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10天内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连带十几个国家的股市或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面对市场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美联储(FRB，下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措施。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政府签署通过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后发表声明，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主要国家间日趋严厉的边境封锁措施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造成国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的;骤停;。目前，受疫情严重影响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影响的供应链占全球的90%，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中心——供给中心中日韩、需求中心欧美和能源中心中东均遭受严重冲击。基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各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1月8日疫情尚未全球扩散时，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5%，理由是贸易和投资的复苏慢于预期，债务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仍对经济增长构成风险;3月9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使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5%以下;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FMC)紧急视频会议，表示全球卫生流行病已经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伴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2020年全球产出将严重收缩。摩根大通银行的近期预测显示，202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将陷入经济衰退。大部分学者、机构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事实，担心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萎缩。
关于这场疫病的扩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情况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影响金融系统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二次打击，最糟糕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本次疫情的暴发速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但目前断言世界会再次陷入经济大萧条还为时尚早。从影响上看，虽然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更多是由于外生冲击而非金融系统自身问题所致，各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也与20世纪有很大区别。只要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措施得当，虽然经济衰退无法避免，然而不可能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在人类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学家任何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都不应绝对化。目前，人们多用;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来描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或者说在缓慢衰退过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减少贸易量，主要是增加贸易成本或者出现更多的贸易转移，但此次疫情却导致大规模的交易中断;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正当主要大国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导致全球化分裂的过程中，疫情冲击很有可能使得全球化市场出现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中国在此过程中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畅销书《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或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一样历史分期的起点，即B.C.(Before Corona)与A.C.(After Corona)。这种表述反映了人们对疫情影响的忧虑。本文将从世界经济增速、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讨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一)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任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都必须基于全球疫情扩散与防控的情况来进行。疫情扩散与防控拖延的越久，其对世界增长的危害就越严重。参考各个国际组织不断修正的预测，基于疫情的全球扩散与防控情况，可以将世界经济增速的判断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全球疫情扩散在第二季度被控制住，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在1%~2%之间，而且被阻碍或压制的需求会使得经济出现一波爆发式反弹;二是如果全球疫情的控制拖延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1%以下，甚至为零增长、负增长，但2021年经济反弹的可能性仍会存在;三是如果疫情扩散跨年度甚至更长时间，一场经济衰退无法避免，至于能否进入全球性大萧条，需视具体条件而定。总体上看，现阶段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主要国家之间越来越严格的隔离措施严重打击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不仅是需求方不能及时复工、复产，供给方即便生产出产品也不得不堆放在仓库里或码头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扩大到今天的约70%。因此，如果疫情继续扩散下去的话，全球产业链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
第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由于现阶段疫情扩散严重的国家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的货物进口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30%，因疫情扩散与防控导致的需求锐减无疑会严重损害世界贸易的发展，近期全球范围内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均预示着国际贸易将出现严重萎缩：一是既有订单的;退单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二是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禁止粮食出口，由此很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发生改变，近期股票、石油、黄金等几乎所有资本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而美元却在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只关注流动性而非价值，是比较典型的危机时期的心理特征。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以及本币汇率贬值。类似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规模在短期内急剧变化与波动，极易造成1997~1998年那样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金融危机的重演。
第四，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的隐患有可能不断显现。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严重，按照疫情的发展势头未来这些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应对缓慢。疫情发生后先是欧美主要国家旁观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疫情的发展，2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竟然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扩散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后，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关于疫情起源等问题的争吵日益加剧，让世人对因经贸摩擦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充满忧虑。面临疫情扩散及其导致的经济停摆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统一面对、共同协调的情况迟迟未能出现。直至3月26日G20首脑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并达成共识，与会各国强调应该采取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并承诺;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
大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全球疫情无论何时结束，都将会对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1. FRB实施超级QE的原因与影响
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为当今;美元体系;的核心或全球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世界意义;此次FRB无底线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在迄今为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FRB采取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举措挽救市场。从2月19日开始，美股累计暴跌近20%。期间，3月3日FRB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至1.00%~1.25%;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股继续下跌。面对股票市场因疫情扩散导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场恐慌情绪;3月15日FRB再度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QE计划，其中购买国债至少5000亿美元，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MBS)至少2000亿美元;3月17日，FRB启动多种短期流动性供给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这期间，3月9日至18日美股连续触发四次熔断机制;3月23日，FRB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开放式资产购买，并将建立新的计划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流动，该计划将共同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同时，来自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300亿美元将为该计划提供支持。此外，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几乎是2009年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8310亿美元的3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毫无底线，放手宽松;二是救市与经济刺激并举;三是其货币政策的财政补贴味道颇浓，实际上是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FRB动作如此之大，当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冲击下提振市场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及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整体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得到较好的修复，而美国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则扩张迅速。因而，FRB所面对的市场流动性危机不是2008年那种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仅就金融市场表现来看，不仅市场隔夜回购利率(Overnight Repo Rates)走势并未发生2008年那样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购力度加大而出现下降，而且三个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 Spread)也远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说明银行间的借贷意愿并未发生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证据不足;同时，近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利差却急剧上升并已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表明目前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比较悲观。
第二，本轮长达11年的股票市场普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基本面良好所致，而是在较长时期低通胀条件下政府、企业及居民消费部门低成本融资，尤其是通过大量的杠杆融资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在此过程中，3月6日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关于原油限产的谈判破裂导致国际油价狂跌，致使生产成本高达每桶40美元以上、用高杠杆推动起来的页岩油企业的高负债链条(目前负债本息高达9300亿美元)难以承受，由于石油不仅是能源产品，同时也是金融产品，资本市场对页岩油企业债券违约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忧虑急升。另一方面，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抬高每股盈利(EPS)进而增加分红，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据统计，过去15年间，美国上市公司EPS年复合增速为11%，而企业利润复合增速为8%，表明在目前美股EPS增长当中公司回购股票的虚增贡献高达30%。而且整体上看，过去10年虽然美股涨幅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点3倍，但美国制造业产出水平仅比2007年底低2%，工业总产出在过去12年里总共才提升4%;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经营者与股东利益的高度一致，使得美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大幅下降，企业研发支出占现金比重仅为11%，远低于用于股票回购所占的27%。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本轮扩张的基础脆弱，经不起任何较大风险的冲击。一旦市场出现转向下行的动能或压力加大，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面临巨大赎回压力，结果一定是流动性短缺。
第三，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服务业经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就业比重高，遭遇危机时极易产生大规模失业;二是相对而言收入以现金为主，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债权债务就会出现快速收缩，影响到大批供货商的财务指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达328.3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0万人的失业，比2009年3月创造的66.5万人的历史记录高出近5倍。
总体而言，尽管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伴随着清除有毒资产，目前看似比较稳健，但企业层面的债务增长过快，其资产负债表比较脆弱。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4%，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随着消费下降、产业链中断等导致债务违约，将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形成;企业财务问题——债务违约——金融机构风险;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伴随着资本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行情，已导致;牛熊通杀;的量化基金的业绩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资巨头文艺复兴(Renaissance Technologies)、Two Sigm和德卲(De Shaw)均出现严重亏损。业界表示，在如此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多空都很难做，预计今年量化投资基金亏损将达14%。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FRB加大QE力度的根本原因。此番操作中，它绕过商业银行直接购买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很大程度上并非为绕开;沃尔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恰恰是为了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以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针对FRB的超级QE，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近乎对立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FRB出手及时，对挽救因疫情冲击而备受打击的市场信心意义重大，3月26日FRB主席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NBC Today)节目采访时表示，FRB仍有政策空间，借贷方面的弹药还没有用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此次金融动荡与2008年时大为不同，个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债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负债表恶化的主要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企业，因而FRB如此大力度操作是用传统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拯救股市，无异于;用治疗感冒的药来治拉肚子;。实际上，针对疫情冲击导致的股市暴跌，FRB的紧急救助无疑是必要的，起码起到了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相较于1929~1933年大危机时FRB的毫无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出手及时且功效显著，此后数年它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充分的理论准备，此次超级QE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经验与理论的应用。然而，FRB的此番操作无疑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FRB的资产负债表将急剧膨胀。在自3月18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FRB已经购买了5870亿美元的债券，经过此番超级QE，FRB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扩张到5.2万亿美元，未来一两个月内如果FRB进一步购买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很可能在6月前扩张至7万亿美元，预计所有救市行动过后其资产负债表可能飙升至近10万亿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选项依然很多，轻易不会实施负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曾经推出过许多政策工具，如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资产购买计划(CPP)、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MMIFF)以及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TALF)机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启用，并创设了类似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来FRB有可能参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购买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业债券等，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实施负利率，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日本等央行已经是负利率，更主要的是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利。
最后，FRB的超级QE一定会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此次美国推行的超级QE引发的两个问题更值得思考：一是本轮QE何时退出?2008年后FRB用了5年时间退出，考虑到疫情冲击的各种可能影响，恐怕此次;退出;需要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将更加脱离，实体经济将更加趋向虚拟化发展，美国业已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将更加稳固;相应地，其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也将更为严重，并对国际资本流动、产业链布局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此轮超级QE对;美元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换言之，疫情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这将是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度过流动性危机，FRB的超级QE政策客观上完全符合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即只要政府有信用，完全可以靠发债来支撑经济运行且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如此，必将导致全球美元泛滥，带来各种资产价格的上升或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得持有美国国债的主权国家遭受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很可能快速进入一个贬值周期，进而抬高其他货币汇率，或引发剧烈的汇率波动。但问题仍然在于，无论从各国综合实力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等角度看，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单独取代美元的地位。这种矛盾将会在疫情期间及其过后更加快速地得到积累，因而货币体系碎片化发展的进程很可能有所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将得到更为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尤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时隔20年之后再度开展合作，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深化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疫情将加剧世界经济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本次疫情对于各国而言，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则是非周期性的突发外在冲击。总体而言，疫情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典型的外生变量。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响的判断不应再以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总体来看，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外围;结构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创的地理空间革命走到了尽头。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全球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的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可开拓的新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通过经济金融化发展开辟了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并获取了该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单一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转向了与;电子—金融经济空间;相交织的立体结构。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随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双重;中心—外围;结构：一重是高度金融化发展的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导致剧烈的社会政治危机;另一重则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化。在上述两个方面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不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的。相应地，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走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金融化处理问题，通过印钞、货币放水的方法借新债换旧债，经济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诸如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大体上是通过货币放水;救市;来延缓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只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动力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2011年及2017年除外)。这是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棵稻草，甚至重创世界经济的原因。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政策空间基本耗尽，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复苏之后，疫情冲击很可能使其走上一个较长周期的衰退。
第二，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高标准的新贸易规则的谈判等等，表明世界经济第一、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发生了严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产业链出现脱节或者中断的动向，;去中国化;进程日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各国相互间封锁边境、中断人员交往等行动，使得二战以来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扩散不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被;硬脱钩;，就连抗疫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医疗器械等的生产与供应也出现中断，无法满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各国相互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以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脆弱性。
(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应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在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后，G7、G20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行动迟缓，传统的协调机能几乎失灵，直至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在此次G20特别峰会召开前，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全球20位顶尖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疫情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两次人为灾难和大萧条之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以及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大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并积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立场。然而，美国却担忧中国借疫情之际通过对外医疗、经济等援助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员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如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变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广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至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入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二，经济政策的目标与重心面临重大调整。目前，全国经济工作重心正在从抗击疫情转到;保增长;;稳就业;，但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界关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阶段，而对因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恶化造成的反向冲击即萧条或危机阶段重视不足;二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此次疫情虽然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同强调;增长速度;或;保增长;相比，;稳就业;的形势与需求更加重要。这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需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变为更进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业。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第四，如何处理好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该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但总体而言目前尤为迫切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如何增强国际信任或者说互信?这不仅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也是涉及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国际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样去;说;，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做;;中国应在认真总结自身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其他国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认识到各国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国情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否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或过度反应。二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不能将中美关系简单地看作;你输我赢;的二元选择，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重大问题。三是如何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这不仅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国际舞台的集体行动逻辑平等地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双边约束平衡的问题。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提升中国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功利主义目的去开展对外援助，而且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地慎重实施，一方面应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疫情发生后对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
2020年1~3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巨大冲击：第一轮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急剧缩减;第二轮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批取消的状况，不仅复工、复产面临巨大压力，本年度出口也将面临重大挑战，总体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均不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思考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时首先应立足于两个视角：一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可能长度与程度，二是世界经济可能遭受冲击的长度与程度。目前，国内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这两轮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尚处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救灾和救市的阶段，后面第二阶段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复工和复产，然而倘若疫情扩散长期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第三个阶段即反危机阶段。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对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扩散时间过长，导致全球需求极大萎缩，就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反向冲击，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输入;;二次复发;等风险，必须对第三阶段的冲击做好思想与政策上的足够准备。如果第一阶段用于救灾的政策支出发力过猛，这种没有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过早地耗尽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空间。而且，前两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各国独立实施，后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因此，中国必须以更为深重的危机意识、更长远的底线思维和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着眼于疫情冲击的三个阶段予以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 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至;保就业;。如何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经济政策上并无固定的良药，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面对如此猛烈的疫情冲击以及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失业率急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再应该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保增长;意味着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就业;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企业减免税费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产状态的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更多财政支持，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业、贫困状态的人群予以补贴、救助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疫情冲击的第一、第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鉴于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比较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状态，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不宜采取欧美国家那般激进的宽松政策，进而为有可能出现的第三阶段留有宽裕的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倒闭与竞争性倒闭不同，后者会有大批新兴企业崛起、加入竞争过程，而前者倒闭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确保对就业具有巨大贡献率的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是;保就业;政策的核心之一。为此，应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国进民退;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 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一，消费拉动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是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然而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巨大，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是必然之举。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曾对投资着墨甚多，但仅仅一个月后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则更加侧重消费，寄期望于内需拉动的信息强烈。今后，投资的重心也不应再是确保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应该是传统基础设施甚至仅仅是5G等现代通信设施建设，而是应关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设。通过超大城市群的建设，不仅发挥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即通过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张内需。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实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努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中美关系，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国应利用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努力降低双方;贸易战;的规模与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抛售美国国债、主动与美国;脱钩;的行为。其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开展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合作，并将其纳入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当中，尽力发挥G20的集体行动逻辑，争取与美国进行更多的集体博弈。最后，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及其风险，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化的碎片化发展将促使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在产业链、货币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积极探讨加入现今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机制，为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协调建立牢固的立足点。
【篇三】疫情常态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对策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个;黑天鹅;事件。通过对疫情影响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及CPI的测算并综合自然走势和政策效果分析，预计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为5.5%-6.0%，CPI上涨率能够控制在4.0%以内。疫情对中国经济自然走势的负面影响很大，2020年增速目标的扩张性很强。为了实现目标，应采取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中国政府目前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如果坚持高目标，那么在相关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可能接近6.0%;超过6.0%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因为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速;如果政府对其他政策目标考虑更多一些，则可能会容忍增速稍低，让政府有足够的余力应对其他问题，包括疫情处理、稳物价、稳杠杆等。
【关键词】疫情冲击 2020年经济 增速 CPI上涨 率自然走势 宏观调控 扩张性 政策组合政策结构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20)03-0023-08
一、对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关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在2019年末和2020年初学术界有过大量的研判。未来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方面，从金融领域看，房地产价格、地方政府债务、外资撤离和国际金融传导等方面均存在风险。从实体经济领域看，人口峰值、外资结构变化、能源价格波动和环境保护等因素也从供求两端施压中国经济。外部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等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在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和可能采取的政策基础上。预计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下行趋势，经济增速预计回落至6.1左右。
同时，分析了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因素:
(1)人口峰值，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已经或即将出现，人口峰值的到来、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无疑都将影响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2)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中美双方已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但由于下一步的协议内容涉及关键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仍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很关键。
(3)世界经济趋弱，2019年10月，IMF在年内第二次将全球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下调了0.3和0.2个百分点至3%和3.4%，预示着世界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所谓;自然走势;指没有政策干预情况下经济的走势。在总供给方面，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因素有扩张性作用，但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提高了生产成本等因素对经济有紧缩性影响，其综合判断的结论是总供给应该是收缩的。在总需求方面，2020年中国的总需求大概率会收缩，扩张性因素主要是部分领域的投资增速可能会上升，但消费、总体投资和出口增速均有回落可能。经过综合分析，在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基础上的预计是:在自然走势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将出现供给和需求;双收缩;局面，自然走势下的2020年GDP增速可能为5.1%-5.5%，而总供给的收缩幅度应该小于总需求的收缩幅度，因此预计2020年自然走势下的CPI较2019年将有所下降。
然而，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了。随着疫情的扩散和感染人数的增加，引起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随之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手段，区别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封城、封省直至封村、封社区，到2020年2月下旬，疫情已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随着全国范围内隔离措施的实施，每个行业都受到巨大的冲击，一些行业的生产甚至陷于停顿，疫情的传染性、持续性、烈度均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而疫情究竟对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如何成为目前各方非常关注且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中国第九大城市、国内主要交通枢纽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张，各地采取了严格的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延迟企业开工等措施。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等地甚至采取了严厉的;封城;措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中国经济的长短期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个;黑天鹅;事件。在2020年春节之前，没有人预计到这件事情的出现，当然也就没有人能预计到它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就这一因素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我们拟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展开。
1.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势分析
准确把握疫情走势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依据现有公开信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医生对此次疫情走势大致做了三类判断:(1)防控措施得当，两个月内将使疫情得到全面控制。(2)疫情严重性超预期，需要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控制。(3)疫情完全失控，造成全球大流行。钟南山院士2月11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感染病例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下滑，疫情有望出现缓解，他预计峰值会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综合多位流行病学专家的判断，预计疫情将会在二季度开始之前结束，至少二季度不会出现新增病例，确诊病例大部分得到救治，各地防控措施解除，基本实现全国复工，下半年经济状况逐渐回归正常。
基于以上对疫情走势的判断，本文就2020年四个季度中国企业界和居民户对疫情的自然应对方式(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企业界和居民户的反应)分别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一季度完全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阶段，企业开工率较低，居民户被居家隔离或自愿选择居家隔离，。
假设二:二季度是肺炎疫情由尾声到彻底结束的过渡期，劳动力大军逐步返城，企业界逐步开始复工，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假设三:三季度疫情彻底结束，企业完全处于加班加点的高开工率状态，弥补前面季度损失的产出，居民生活恢复正常，且在非常时期过后，在消费方面出现弥补性消费。
假设四:四季度企业生产恢复正常，并在某些领域继续处于加班加点状态，居民生活也完全恢复正常。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考虑国际疫情传播对中国的反作用。接下来基于以上假设，我们进一步对每个季度、每个行业根据其特征先设定开工日期、开工率等，然后据此测算各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长率和累计同比增长率。
2.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测算
(1)测算方法介绍
由于疫情在2020年1月春节前爆发，为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全国各地采取了延迟开工开学、假期延长等举措。严格的封闭措施对各行业的影响明显，尤其一季度受影响显著。为了较好地测算供给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情况，我们先假定2020年若没有疫情，整体经济增长同2019年是一致的，然后根据工作日天数差异、开工推迟时间、开工率、行业特征等测算疫情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和第二、三产业的季度增长率以及全年增长率。第一产业因占GDP比重不大，受疫情影响后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应该更小，故未考虑。基于2019年相关行业的增速，我们构建了2020年各季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当季同比增速和累计同比增速。其当季同比增速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n表示第二或第三产业可以细分行业的数量;qt表示第t个季度;(valuei2019，qt)表示2019年对应季度第i细分行业的产值;(ratei2019,qt)表示2019年第一季度第i细分行业的当季增长率;(daysi2020,qt)和(daysi2019,qt)分别表示2020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开工天数,开工天数随情景假设改变。
根据同样的思路,可以得出累计同比增速的测算公式为:
(2)测算结果分析
第二产业方面,预计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7.02%、6.82%、35.72%、5.03%，各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27.02%、-8.63%、7.03%、6.46%，全年增速为6.46%。其中，由于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国内企业开工推迟，且初期开工率较低，导致2020年一季度第二产业的增速严重下滑。二季度是疫情结束的过渡期，企业开工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且多数企业可能开始采取加班加点措施，所以整体增速得以企稳。三季度企业全面恢复生产，并采取加班加点措施弥补一季度的产出损失，导致三季度当季的同比增速迅速上涨，累计同比增速达到正增长。四季度第二产业企业恢复至正常生产状态，最终达到2020年第二产业6.46%的增速。采取同一方法，我们测算了第二产业细分行业2020年的增速。其中，工业在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7.42%、6.25%、34.76%、4.71%，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是-27.42%、-9.61%、5.7%、5.43%，建筑业在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4.41%、9.45%、39.99%、6.22%，而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是-24.41%、-3.52%、13.52%、11.15%。
第三产业方面，预计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30.9%、12.5%、5.7%、4.2%.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30.9%、-5.1%、-2.2%、-4.0%,全年增速为-4.0%。总体上，因疫情传染性强、治疗难度高，各地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延迟企业开工等措施，尤其处于春节假期，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尤为明显，导致全年增速承压，但具体到各细分行业层面，由于没有详细的数据，只能通过参考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2019年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再根据行业经营收入、资产状况等指标估计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占比，从而达到对每个细分行业进行分析的目的。具体测算方法是根据经营方式、工作方式、受疫情影响程度(假期推迟天数、行业复工率)等将所有行业分为三种类型，进而计算第三产业的季度增长率。
从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同比增速可以看出，首先，受防控措施升级叠加假期延长的影响，住宿与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开工率较低，分别下跌48.05%、39.3%、30.4%、37.3%、33.6%。从细分行业看，住宿业、餐饮业受影响明显，分别下跌52.03%、44.8%。其中因受到与医疗医药批发零售相关的行业的支撑作用，批发业、零售业分别下跌41.02%、36.1%。而交通运输、邮政业受影响较明显，分别下跌,34.2%、24.8%，仓储业下跌幅度较小，仅6.3%。基于行业特征、工作方式的分析显示，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开工率保持高位运行，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其中金融业将下跌14.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因线上办公、远程协助行业的推动作用，同比将上涨,2.8%。根据对二、三、四季度分行业的分析，受防控措施解除、返程开学、上班等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行业的复苏较快，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季度的损失，但全年仍保持低位运行，分别累计增长10.08%、1.7%、1.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金融业受一季度影响连累，全年增速不及2019年，分别累计增长,14.6%、2.7%.受下半年经济复苏的影响，租赁与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全年将分别累计增长4.7%、6.3%。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以上测算的前提是企业不存在倒闭。但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联合调查结果，超过1/3的企业,24%)回答只能撑一个月，回答能撑两个月的占,33.1%，能撑三个月的占,17.91%。这意味着，,85%的企业账上现金只能撑最多三个月，即使二月份实现,100%的开工率，也有,34%的中小企业因资金流断裂而倒闭，由此进一步造成三月的产值下降。因此，考虑中小企业因资金流断裂引发的倒闭问题后，以上预测值可能会大于实际值，但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一问题。
表12020年中国第二、三产业以及总供给增长率(累计同比/当季同比)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根据wind、第三次中国经济普查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测算。未考虑第一产业。
3.总需求的自然走势估算
预计2020年中国消费和投资的自然增速都将延续下滑走势，且总体看，中国总需求的自然增速是下滑的。疫情暴发对总需求产生的冲击显然远远小于对总供给产生的冲击，原因在于总需求决定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意愿与购买力，而这两个因素是不会随着疫情的到来发生太大变化的。疫情对总需求的影响或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疫情对总需求的总量有抑制作用，比如，隔离措施限制了人们的消费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聚集性消费的恐惧，导致餐饮、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萎缩。
其次。疫情可能导致重新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季节配置。某些可延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由于在疫情期间被抑制。待结束后则可能会释放，从而导致后续季节的需求增速大幅度上升。
第三，由于疫情的影响，出口增速在疫情期间会下降，但后续季节应该可以回补，除非疫情导致国外客户永久性地转向其他国家的产品。
本文认为，全年出口形势会因疫情变差，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自然走势下2020年的GDP增速预计可能为5.1%-5.5%，这个预计显然没有考虑疫情的影响。据估计，仅春节假期，全国旅游、餐饮、电影放映等行业的收入便减少1万亿元，这相当于2019年全年GDP的1%。虽然部分消费在疫情结束后会有所回补，但春节过后的二月和三月上旬各地实施的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继续抑制着旅游、餐饮等行业的消费。总体而言，我们预计疫情对全年总需求自然增速的影响应该在2-3个百分点，也就是在预计的基础上下调2-3个百分点至2.1%-3.5%%。分季度看，2020年一季度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应该很低，可能会降至-10%，甚至更低。虽然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仍然在，只是隔离措施使其无法消费，企业的投资意愿可能也还在，但由于隔离措施导致无法复工，所以投资需求无法实现。况且仅春节期间餐饮、旅游等行业需求减少1万亿元已经大约是2019年一季度GDP的4%，如果再加上春节后二、三月份隔离措施造成的需求下降，一季度的总需求增长率大约为-10%。随着疫情减弱，2020年二季度的总需求应该会有所恢复，社会生活和生产逐步回归正常，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仍在。我们预计，二季度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可由负转正，疫情结束后，2020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生活和生产将完全恢复正常，且随着前半年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被释放，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将大幅度回升，最终导致全年总需求的自然增速达到3.1%-3.5%。
4.2020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预判
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下行趋势，其中GDP增速再创新低，人口峰值、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形势趋弱等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经济的自然走势则呈现供给与需求;双收缩;的局面。而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形成负面冲击，预计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将高于2003年非典时期。
按照我们的预测，2020年总供给的自然增速为0.36%，总需求的自然增速为2.1%-3.5%，二者的增速都是正的，所以供求两方面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GDP的自然增速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弹性。如果总需求曲线的弹性为0(总需求曲线为竖直)，总供给曲线的弹性正常，则GDP自然增速为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即2.1%-3.5%，如果总供给的弹性为0(总供给曲线为竖直)，总需求曲线的弹性正常，则GDP的自然增速为总供给的自然增速，即0.36%，如果二者的弹性均不为0，那么GDP的自然增速最低为0.36%，与总供给的自然增速相当，而最高为总供给自然增速与总需求自然增速之和，即2.46%-3.86%，但一般情况下会远远低于这个最高值且远远高于这个最低值，我们假定为1.0%-2.5%%最后一种情形出现的概率应该更大一些。
5.CPI上涨率测算
上一部分测算了GDP的自然增速，但跟GDP相对应的物价上涨率为GDP平减指数的上涨率而不是CPI上涨率，由于两个指数的构造方法不同，其走势一般而言不会完全一致，今年的形势尤其如此。鉴于CPI上涨率的重要性，接下来将做单独测算。我们认为，疫情会从两方面影响2020年全国CPI的自然走势:疫情导致食品供给扰动，特别是打断猪肉扩产周期，CPI显著上升，疫情结束后，由于消费餐饮需求后置，CPI继续上扬。基于以上的影响机制。
根据2003年非典时期的经验，疫情对非食品需求端的冲击也是不可忽略的。假设此次疫情期间非食品价格随着需求收缩，而在疫情解除之后，餐饮、零售信心恢复，需求扩张，届时二、三、四季度的非食品价格会反弹。因此，在模型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对CPI预测值进行了微调。预计，考虑疫情后，2020年CPI各季当期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2%、4.4%、3.8%、2.4%,全年增长率达到3.9%。即前半年由于聚集性消费等下降导致CPI上涨率降低,下半年由于消费等需求恢复并出现补偿性消费,导致CPI上涨率上升,全年的CPI上涨率跟没有疫情时相差不多。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政策目标
预计,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6.0%左右。他们选择这个目标,是基于中国政府需要兑现其GDP和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但在疫情影响下，今年能否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目标成了各界忧虑的问题。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要求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所以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维持在6.0%左右。
但是，若按本文结合疫情进行的测算，中国经济2020年的自然增速可能只有1%-2.5%。最高在2.46%-3.86%，要实现6.0%的增速需要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力度应非常大，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非常大，甚至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提高经济的总体杠杆率。所以，我们建议政府调整2020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波动区间，合理确定稳增长必保的下限和力争达到的上限，最好不设立固定的增长率，以稳就业、稳物价、防风险为主要目标。如果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则建议为5.5%-6.0%。这一增长区间既可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在更加扩张性政策下可能实现的目标。而鉴于2020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维持3.0%以下的CPI上涨率已经不太现实，建议提高CPI上涨率目标至,4.0%左右。
2.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市场环境管理三大类。在三大政策管理中，市场环境管理是治理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以及存在于转轨经济中的市场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能够充分消除市场失灵，便无须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政策，只有当市场失灵且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才有发挥作用的价值。
不管2020年的增速目标是6.0%还是5.5%，都是扩张性很强的目标，必须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的要求。从定性的角度，政策组合都是扩张性的。差别主要在于具体的政策结构，体现在政策回旋余地的大小、对长短期经济形势的偏好、对其他政策目标的照顾程度、政策力度的大小、政策节奏的快慢以及政策支持点选择等方面。针对目前比较严峻的短期经济形势，尤其是在一季度、二季度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情况下，依靠后半年的高增长实现全年5.5%-6.0%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强刺激且见效快的政策组合的配合。总体上应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政策组合，以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刺激经济在后续季度中弥补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如消费、投资和企业产出等，以此达到维持经济增长6%的目标。
(1)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第一，货币政策应充实流动性，并采取较大幅度的降息。建议先降息0.25个百分点，以达到降低企业开工成本和政府负债成本的目的，同时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手段实施精准滴灌，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让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企业的贷款意愿，继而再根据经济形势决定后续政策。在直接融资方面，建议进一步放松对直接融资的限制和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放松对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限制。第二，财政政策应加大扩张力度，建议将财政赤字率由2019年的2.8%上调至3%或更高，用于基本建设、教育、研究开发、文化等领域。改革个人所得税，增强企业和个人的获得感，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同时、财政支出应向民生项目倾斜，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第三，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很高，这本身就是消费需求，而且是优质消费需求，鼓励生育即扩大消费。第四，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下适度放松房地产行业的限购、限贷政策、激活房地产投资、刺激汽车消费、放松各城市对汽车购买的限制，取消限行措施，降低汽车消费相关的税收和燃油税等。
(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次之。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首先是减税，包括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其次是将社保费率减少1或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再次，住房公积金可从强制缴纳改为企业跟劳动者协商后自愿缴纳或不缴纳。另外，适当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实施扶持，避免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困难。第二，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国有企业的权责利三要素，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打破财政兜底、刚性债务偿付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自主性。第三，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科技在产业中的作用，扩大高质量供给。一方面，继续改造传统产业，促使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逐步退出，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新兴行业的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第四，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主要应在政策和资金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继续发力。
(3)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在市场环境管理方面，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激活市场活力，调动一切积极性发展经济。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为了实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建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需要加快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对行政体制、企业体制、创新体制以及财税金融体制等的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从营商环境看，首先，应加强依法治国，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机制，减少人为干预，其次，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避免在短期内频繁地改变政策，再次，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好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重点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从消费环境看，首先应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完善基础设施，鼓励消费，特别是鼓励旅游消费，增加消费供给，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再次应完善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整顿并规范市场秩序，对假冒伪劣和价格欺骗等行为零容忍。第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用工的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轻就业市场对弱势劳动者的歧视，另一方面，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城乡融合，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居住提供便利。第三，放松各行各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各行各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实行所有制中性，让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第四，在农村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投资。第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能增加资本积累、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供给，要加快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合以上各项政策组合，短期内虽然可以实现使宏观经济提升见效快的效应，但容易产生较强的副作用。根据我们对价格的预测，在强刺激的政策组合下，宏观经济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靠强刺激出来的经济是一种虚胖，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此外，基于当前政府和居民债务率已经处于高位，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或将进一步提升，对经济发展构成风险的因素正在积累。
3.应对CPI上涨率过高的政策建议
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疫情期间政府实施了纾困贷款政策，使货币供应量高于其自然走势。参考;非典;期间的M2环比增速变化后，我们发现:;非典;疫情公开防治期间(2003年4月—2003年6月)，货币流通量环比增速显著高于2002年同期，疫情结束后，为了避免信贷过热，货币管理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有所收缩，个别月份的环比增速相对前一年同期出现了下滑。直观起见，我们将2003年4月后的M2增速相对2002年同期增速的偏离解读为货币政策对;非典;疫情的干预力度，并将货币政策对;非典;疫情的干预力度加入2020年2月后的M2增速的自然走势分析框架，从而得到2020年货币政策预测，再将2020年政策干预后的M2增速更新到CPI预测模型中，得到政策干预后的物价预测。经过测算，2020年各季当期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3%、4.8%、4.2%和2.7%，全年增长率达到4.2%。
鉴于GDP平减指数跟CPI的构成不同，应对CPI上涨率过高的措施与应对宏观经济的措施也不完全一样，需要针对CPI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免除高速公路过路费等措施降低货物运输成本，保证疫情期间产品以及原料的正常流通。第二，确保禽肉类产品的正常生产乃至扩大生产。对于因运输受限导致的库存高企，政府应当给予积极采购，保障农户的利益不受损，疫情过后复工复产能够正常地开展生产活动。事实证明，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储备肉投放政策取得了有效平抑肉类价格的作用，后期仍应积极开展投放。第三，鼓励居民在疫情期间，采用电商平台等没有聚集效应的零售市场进行平滑消费，避免疫情结束后出现拥挤性消费，同时应保障厂商利益不因存货上升而受损，避免企业倒闭、供给收缩。第四，建议简化进口商品报关流程、加快进口商品的流通速度，通过鼓励进口弥补疫情期间国内产品供给的不足。第五，对于季节性较强的行业，如餐饮、服装等，政府应给予优惠税收以及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保障相关企业渡过难关，待疫情结束后仍有正常的生产能力。第六，有效利用国际原油价格下调机遇期，积极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时建议调整成品油调价机制，取消国际油价40美元以下中国成品油不降价的限制。
采取上述积极的平抑物价政策后，2020年CPI上涨率有望回落到4%以下。
四、中国2020年的经济形势展望
综合分析自然走势和政策效果，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5%-6.0%，这一判断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承认，中国政府目前是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的。如果坚持高目标，那么在相关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可能接近6.0%，超过6.0%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因为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速，如果政府对其他政策目标考虑更多一些，则可能会容忍增速稍低，让政府有足够的余力应对其他问题，包括疫情处理、稳物价、稳杠杆等。我们预计中国2020年的CPI自然上涨率会在3.9%左右，虽然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和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会压低CPI上涨率，但扩张性力度很大的需求管理政策会将CPI上涨率拉到4%以上。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些专门针对CPI上涨率的政策，结合这些政策，我们认为全年的CPI上涨率应该能够控制在4%以内。
